(69)但中国共产党始终为政治、经济发展和法治变革的方向掌舵。

（3）《教师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军队所属院校的教师和教育教学辅助人员，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依照本法制定有关规定。三、明确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处理措施的类型与适用 违规处理措施是指处理单位针对教师违规行为作出的侵益性措施。

从法律的指导性和可预测性特征来看，专门立法应当明确规定教师违规行为处理措施的类型与适用的标准。其三，校内申诉具有程序简便、处理快速、整理固定证据等优点，从理论上有必要将校内申诉制度作为其他救济方式的前置程序，同时将校内申诉作为前置程序也可以激发学校内部自我纠错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四是设立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监督委员会。又根据《北京高校教师师德考核办法》第九条所援引的《新时代北京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中规定师德考核包括十个方面，具体为教师的政治方向、守法状况、价值观、执业状况、师生关系、言行举止、学术规范、职业道德等。对教师职业违规行为处理进行专门立法的直接目的是规范教师的职业行为，同时兼具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目的，而最终目的在于维护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

第三，从法律适用来看，之所以不主张使用师德考核委员会之名，而代之以教师职业违规行为监督委员会之名，原因在于：师德不符合法律用语的明确性和排他性要求，现实中每个人对师德内涵的理解都有所不同，而职业违规行为具有清晰的内涵和外延。《教师法修订草案》首次提出教师职业行为这一概念，而在此之前，教师职业行为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常用概念。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有人或许会说，这是被孔子理想化了的原始社会。如此美好的社会，竟引得孔老夫子心向往之，感叹自己身不逢时。孔子既有对原始社会淳朴德行的向往，对文明社会也并非不了解，只不过他把它称作小康而已，他身处于这样的社会之中，真实地感受到它的发展变化，画龙点睛般地勾勒出小康社会与大同社会的不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廓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这样一来，在整个文明社会，不仅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层出不穷，于一个人自身，也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显现出复杂的性格特征。

更可贵的还在于，董仲舒并没有生搬硬套既有的法条，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仍运用道德思考，更深入更细致地研究案情，作出合理的判断，这是更高层次更自觉地对道德融入法律的践行。几者凑在一起，中国人难逃秦法的暴虐，法律失却了它的真正目的——惩恶卫善，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32] 《左传·隐公十一年》 [33]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34] 其实，古人在这里并没有明确的区分。重农抑商，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期是基本的国策，商鞅变法可以看作把重农抑商作为明确国策的第一人，他在《商君书》中指出商兴妨农，不利国家，[24]因而在秦国推行奖励耕战、遏制工商的政策，成为使秦国富国强兵的重要举措。如果说道德与法律各司其职，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桥归桥，路归路，互不参与，那么秦法中体现出的那些暴戾如何消除呢？或者说既然已经确定了德主刑辅，确定了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就不用纠缠法律中的暴力倾向了。[13]认为道德的传播和践行，是比驿站传达命令还要快。

更有杨又用大道来统摄刑礼的……[31]议论纷纷，历数百年，大致形成这样的统一意见：德礼为本，刑罚为用。这其中或许最成功的是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使泰国日益强大直至统一华夏。也许，因最早的法律是刑法，处理的是恶的对立的极端形式，采用的是暴烈的手段。[14]诚哉此言，只是比较难于做到。

但无论如何，这样的试错对于古人探寻道德怎样与法律融合是必不可少的，籍此才可能有《唐律疏议》这样的结晶问世。但在中国古代道德与权利的对峙中，道德是占上风的，崇义绌利是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一主流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深巨。

表面上看似乎如此，但从历史的长程看却未必尽然，重农抑商自秦汉以降一直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而正是在这一时段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国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这在史学界是有定评的。在摩尔根有其亲身经历的描述中，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个社会就是由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摩尔根称之为以性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在家庭形式上由血婚制、伙婚制、偶婚制、父权制、专偶制等形式而分为不同的社会阶段，依次而有氏族、胞族、部落、联盟等社会组织。

[9]在这里，有了私有财产，有了各为己私，有了家族继承，有了城市，有了战争，有了制度，有了国家，这些是与大同社会相异之处，最引人著目的不同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方式，在大同社会中是发自人性内在的道德情怀，在小康社会不得不再加上礼（伦理）的规约。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21] 认识到这一点，是现代经济学的功劳，亚当·斯密在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中指出：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8] 参见（美）路易斯·享利·摩尔根著，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556页。以及（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第九章，十罗马衰亡的原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中原载有两百多个案例，但原书早已佚失，只在其他古籍中零星存在几个案例，我们就以其中两个案例来看一下董仲舒如何将道德融入法律的。中国人奉道德为正统，即使把道德义务变成了对子女的支配权，也不称之为权利，而是把它放在孝道（道德之一种）的名目之下。

即使这不是孔子所说，在两千多年前有著者这样说，亦可证明古人对原始社会的真实感觉。法律的道德内涵,是世界法制史中的难题,也是法律建构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人类社会的法学智慧,为此倾注了无数的精力,惜乎至今未能达至普遍的共识。

[25] 《盐铁论·本议》 [26] 参见（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第二卷，第三部希腊的衰落第五章第二节以及第三卷第三部第九章第三节经济的衰微，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到了小康社会，人们的各为己私使社会矛盾增加，除了用礼来加以规范外，更加感到道德行为的可贵，对道德的呼唤成为自觉。

事见《史记·李斯列传》 [31] 以上这些议论的具体情形，可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一和第六章第一节、一。董仲舒在这里没有生硬地照搬法律，而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相反，道德却是以对他人利益的关顾、与他人关系的同一为特征的，虽然它也从出于人性，也是人性的外化。[20] 设想一下，没有家庭的无私抚养，那有家庭的延续。

董仲舒运用《春秋》之义判定免罪，应该说是合情入理的，以甲与其父的道德伦理关系甲是不会伤害父亲的，且面对外敌急而抗之，故尔误伤，是完全可以谅解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161页。

当此之际，孟子从根本上挖掘道德之源，指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也许，韩非以人性恶为基的钳民思想占据主流，以对全体人民施加严刑峻法为务。

结果乙一气之下打了甲二十棍子。[13] 《孟子·公孙丑上》 [14] 同上。

孟子的性善论，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因此程子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25]这两重考虑交织在一起，牢固地把重农抑商确定为中国古代长期的国策。顺便说一句，在谈到古希腊古罗马的衰败时，道德的沦丧也是一主要原因。[21]但是，食色本性统一于每一个人身上，道德与权利即使再对立，再没有交集，却会在每个个体身上体现出来，二者交织在一起，表现出人性的多样性，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表现为人格的分裂。

[15] 《孟子·告子上》 [16] 《孟子·孟子序说》 [17]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三 人性善与恶的内因和外因 [18] 参见（美）路易斯·享利·摩尔根著，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三、道德对法律的渗透 道德自觉地体现在法律中，是中华法系最突出的成就，但这一成就是经过了长期艰难的历程才成就的，如此同语反复，是为了提醒读者注意这一过程的繁复曲折。

用现在的话简要地说就是：父亲和别人因口角发生斗殴，对方用刀刺父亲，儿子拿棍子相救，结果误伤了父亲。对人性所表现出的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国人还有另一个制度设置——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二、道德与权利的对立 中国先贤从人性中开出道德与权利，分别而有性善论和性恶论，这是对人类的大贡献。德和礼如果作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是和法律一样的，都是手段，都是为了人性的正常实现，区别只在于：德、礼的规范作用是非强制性的，法律的规范作用是强制性的。